章振邦教授简介
章振邦，男，1918年生，安徽合肥人，教授、曾任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主任。
1940年至1944年在武汉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学习，毕业获学士学位。1944年至1946年间在武汉大学外文系任助教，1946年至1956年间，先后在安徽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江淮分校、安徽师范大学任教，1956年进入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1985年被评为教授，1987年离休。
主编《新编英语语法》系列丛书，包括《新编英语语法》、《新编英语语法教程》、《新编英语语法概要》，《新编中学英语语法》，等等。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中英语文教育》、《外国语》发表英语语法研究方面的论文十余篇。
采访人：章老师，您好。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首先请您谈谈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英语的？
章振邦教授：我学英语可早了。在小学的时候就学英语了，是家里请的老师教的。因为我的父亲年轻的时候是在铁路上工作的；那个时候是满清末年，铁路是洋务，打个报告都要用英文。但是，我的父亲不懂英文，就要请人代笔。那就要花钱。哪怕写一个请假条都要花两块大洋，如果再长一点就要五块大洋。从小我的父亲就觉得“我的孩子一定要把英文学好，不然今后寸步难行”。所以从小就请人教我们英语，那时候还在北京。所以，我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当然，小学学的英语只有那么一点程度，后来中学、大学继续学。
采访人：当时在小学开始学英语时，您觉得整个社会学习英语的环境怎样？
章振邦教授：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学校和社会对英语都是很重视的。只是当时不论是教学方法还是教材都比较落后。
采访人：那么后来您考进了什么大学呢？
章振邦教授：武汉大学，那时候叫国立武汉大学。当时武汉大学外文系很强。当时是抗战时期。武汉大学搬到四川乐山。尽管如此，当时武汉大学教师阵容非常强，图书资料非常丰富。因为它原来在武昌，抗战的时候把所有的图书都搬到乐山，所以当时阵容很强大。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上面就提到当时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尤其是她的外文系，很强的。比如我的导师就是朱光潜，非常严格的。我们读他的《英诗》，叫背就得背，不背在课堂上愣着就很尴尬。还有一个，比如他教我们翻译，比如Charles Lamb一篇什么文章，他的东西都是比较深的。一篇文章，大家都要翻，他自己也翻，然后上课的时候，反正班上人也不多，就那么十几个人，这一句你怎么翻的，第一段你怎么翻的，你要念出来，然后你又怎么翻的，大家念。然后，他自己也念他是怎么翻的。这样教的，很严格。所以当时我们在武汉大学学的几年，还是受了一些很严格的训练。
采访人：当时在武汉大学学习的过程中哪些课程您觉得印象很深刻？
章振邦教授：当时学的东西和我自己个人努力的方向不一致。我从小就喜欢搞语言。但是我们进的外文系完全是文学课程，完全是英国文学。比如说，光是英诗，我们就学了朱光潜教的普通英诗选读，后来又有方重教的英语长诗。再比如说戏剧，我们就学了近代戏剧、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当时学的东西很专门的，都是文学方面的东西。但是我自己努力的方向呢，还是在语言方面，我总觉得要把语言这个东西搞透。所以后来，我在工作当中，就是教书，文学没有用上。当然，读过文学对我语言的发展很有帮助。但是，这个帮助是在比较深奥一点的文学语言方面的帮助很大，而在口语方面帮助不大。我觉得几年当中读下来，我觉得散文，尤其是小品文，像Charles Lamb，Goldsmith的，这些人的作品我读得很多。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当代英语，还是作为文学作品读的。
采访人：您能不能回忆一下，在您大学期间，以及后来您刚刚参加工作期间，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您特别敬仰的老师？
章振邦教授：我毕业的时候留在武汉大学作助教，教一年级的基本英文。当时，我的老师当中，朱光潜还在那里教书。他上课我还去听，他给三年级、四年级教翻译我都还去听。还有几位老师，我和他们平时往来都是比较多的。有一位历史系的老师叫杨人鞭，历史系教授，他过去教过我们世界历史。毕业以后曾经有一度，感觉到由于历史基础不够，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深度不够。所以我曾经下功夫学欧洲史，就是他指导的。所以我受他影响很大。我每两个礼拜要到朱光潜家里去一趟，每次都要问你，这两个礼拜读了什么书，要注意什么。这两位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杨人鞭是历史系教授，但是后来我在学校教书，所以就拜他为师了，他指导我怎么样学欧洲史。当时最新的一套欧洲史，编著人叫Fisher，三大本，我很认真的读了。从头读至尾，很认真地读了。有不懂的地方我就请教他。这个对于我，对于那些文学作品的理解帮助很大。这个对于我后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比如说法兰西阶级斗争，雾月政变，这样的一些书，帮助都很大。因为我知道当时的历史知识、历史背景。否则的话，那种书很难读的。
采访人：那么，后来您在教学和研究都是选择了英语语法这个方向。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您觉得动力何在？
章振邦教授：对我来说是这样，搞语法的研究是与英语教学分不开的。你要教英语，你要把东西教透，有一些语法现象，你不能不知道，如果这些方面不知道，你怎么教书呢？有好多东西你就没有讲深讲透。而且更重要的是，后来，我们要编英语教材，英语课本。编英语课本，你不得不涉及到语法，因此逐渐在这些方面就比较重视。当时，我在英语系工作，主要做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在“文革”以前，我主要是搞教学方法的改革，这个改革当时叫做“听说领先”，就是怎么样使我们学生能够听得懂、讲得出，加强听说方面的基本功训练；“文革”以后一直编教材，所以比较着重于语法研究。因为这个语法研究啊，实际上，比如搞翻译，好多地方要用到语法，有好多地方翻译得不对，它这个语法结构没有搞懂，所以就翻错了。所以慢慢地就在这些地方下一些功夫，因为你要编书，这些东西不得不学。
采访人：那么这个是不是和您本来就对语言规律感兴趣有关系呢？
章振邦教授：是的，我对语言规律更感兴趣。就这个方面，武汉大学外文系，她的教学的倾向性就不如复旦大学。复旦大学教语言，有那么几把手教得比较好，比如张月祥老师。我们武汉大学，都是搞文学，当时的小说是陈源教的，戏剧是袁昌英教的。这些人都是搞文学的。他们偏向于文学。但是我还是努力于怎么样把语言搞好。所以跟这个和文学的路子有一点不一致。但是，到后来也不得不读，到后来学文学也还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但是毕业以后都是教书，毕业以后都是教语言。
采访人：和以前相比，您认为英语学科发展的怎么样？您有什么评价？
章振邦教授：现在这个英语学科的发展当然跟过去是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最好的一个做法，大概许多学校都是这样，就是重视语言教学。不像过去，那个外文系，它都是搞文学比较多，现在重视语言教学。而且，现在重视听说训练，学生交流能力增强，我觉得这个比以前加强了。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英语专业的学生，我们的知识面比较窄，就是对于语言知识本身也很不够的。比如说像你们现在也教语法，你们教的《新编英语语法教程》，后面都是和翻译、写作、修辞都是息息相关的，但是现在这些方面好像不够。再加上现在又有人提出要淡化语法。这个东西被别人一理解，就理解成现在教英语不要语法了。不教语法了，就是对语法轻视，这个长久下去会引起很多的不良后果。人家英国人讲，当初communicative approach的创始人，他们搞这个交际法，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在广州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广州外贸外语大学，他们最开始搞交际法，叫做communicative approach，他们就不要语法了，就完全教authentic language，就是教真实的语言。结果1981年我们到广州开会，试点班的学生讲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后来英国的专家来，我们会见他，他说，我们搞交际法并不是不要语法，并不是不要语言教学，语言的规律还是要教的。所以后来广州外语学院后来也改弦易章，还是要重视语言教学。所以在我们这儿，李观仪老师编的《新编英语教程》，在这里头就有一个主导的思想，这个主导思想就是，教学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学生的应变能力，口语能力，交际能力，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呢，这个语言方面的训练，包括语法方面的训练，还是要按部就班地教的，而且还是要认真教，要把它教好。所以这就是李观仪主编的《新编英语教程》的主导思想。所以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有些人在观念上认为语法这种东西不重要，只要你会讲就行。你要细细地研究起来，如果长期下去，我们的学生英语的基础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他一些基础的语法概念搞不清楚的话，我们学的好多东西，都会有问题。我们的老师，如朱光潜，过去在教我们英诗、翻译之后有许多问题，有许多问题都是语法问题啊。你比如说，这个modification，修饰，transferred modification，像这一类东西，你要不懂，没有这个方面的知识，你就看不懂，看不懂，翻译就翻错。所以现在有些人，好多东西他不懂。我们现在讲语法这些问题啊，已经不是时态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再高出一步，是修辞问题。你不懂就有好些东西不理解。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the city of Rome，这个of代表什么？这个of它是作为一个并列结构的一个桥梁，你如果要不懂的话，有好多东西翻不出，翻不准，甚至于能搞错。所以呢，现在我们的学生恐怕在这个方面知识不够。但是呢，讲语法修辞这些东西，你又不可以过分地去强调，关键还是口语要流利，翻译要准确。但是你要做到这些方面，语法修辞这方面的知识不可以不知道。尤其是当老师，更是要知道这些方面，不然你怎么教学生？
采访人：您了解目前上外的本科课程设置吗？您觉得目前的上外本科生的课程设置有什么发展，存在什么问题吗？
章振邦教授：我觉得呢，当然，我现在也不是很了解，长期以来没有在第一线教学。感觉到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在大学阶段，尤其像上外这样的重点大学，我们所教的英语到底是什么英语的问题，是专业英语还是普通英语？比如能考上我们学校的同学，他在中学都已经有了比较好的英语基础，否则他考不进来，如果进来以后，我们教的大学英语啊，还有四级六级英语啊，教的和考试的都还是普通英语，这就成问题了。所以一年级的同学就感觉到没有事可做，好像我们现在在学英语，人家一般的人都在学英语，我们学英语到底有什么区别啊？感觉要学的东西没有学到，感觉得不到啥东西，这个就是普通英语。我始终觉得像我们学校这样的一个学校，尤其是英语专业，不仅是英语专业，其它专业也是一样，一进来应该要教专业英语。当然这个专业英语是跟专业密切相关的。比如，经贸系一进来就要学经贸方面的，这里头也有一套基础的词汇，基础的语法结构，基础的东西，然后有比较高深的东西，你学了这一方面的东西以后，毕业生出去就能够应付商业谈判、外贸谈判。比如，学法律系，或者学国际商法，你一进来就要学这一方面的英语。你这样的英语学下来，今后到工作岗位上，一到岗位上，就能用得上，否则的话就用不上。比如，要和外国人对簿公堂，你学的普通英语根本不够，你的语言根本不是人家经常用的那套东西。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学校，学生进来应该要学专业英语。你就拿我们英语系来讲，语言啊，文学啊，你也可以学专业的东西。专业英语有好多东西要学得比较高深一点的，比如语言理论，都要学比较高深一点的东西。而我们现在呢，一进来还是教的普通英语。四级考试是普通英语，六级考试还是普通英语，甚至八级还是普通英语。你没有跟你的专业联系起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当前外语教育战略上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对我们这种学校不成问题，对于其它的学校可能是一个问题。比如内地的一个学校，进来的学生未必过关，他还要学一点普通英语，这个就涉及到中学阶段的英语，你怎么学，学到什么程度，这个学校招生，招进来英语的门槛要多高？如果门槛比较高，那么一进来之后就是专业英语，如果英语门槛不是很高，那当然还要学普通英语。但是，普通英语也不能四级、六级甚至八级，都是普通英语，那不行的。英语一定要和他的专业挂起钩来。所以我认为普通英语和专业英语的问题现在是一个大问题。你就拿文学系或者翻译系，你翻译系一进来你就要研究汉英对比，语法结构的对比，修辞的要求的对比。这种东西教了，有助于他提高翻译水平。所以光搞普通英语，学生感觉到不解渴，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所以呢，特别是一年级的同学感觉到好像在一年级非常的轻松，无事可做。有一回，还是李尚宏老师带我们到松江去，和学生座谈，学生就提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学的英语和外面人家学的英语有啥区别？就是这个问题。应该是专业英语，就是文学专业走上来应该学文学语言，在一般的语言基础上搞文学语言。你要是搞翻译，那你语法修辞方面的东西都要好好搞，不然的话，你翻译怎么跟上？现在的问题，这个涉及到一个战略问题。因为涉及到高中英语应该达到什么水平。但是呢，中国这么大，各地的水平不一样，你要一刀切，到高等学校就教专业英语，这也不现实。因为什么呢？因为专业英语必须建立在普通英语的基础上，如果他普通英语的基础都不牢固，你一下搞专业英语，他跟不上。但是像我们这种学校，完全可以啊，这个时候还在搞普通英语，这是浪费。所以我们的问题，我常常讲，我们的英语教学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长，效率低。你想想我们从中学学了六年，小学不算，大学四年，这十年都是普通英语啊，英语和专业没有很好地连接起来。所以呢，这个是当前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要解决呢，恐怕不是我们一个学校所能解决的，因为大家都要四级考试、六级考试，它考的都是普通英语，而且普通英语呢，还是教育部统一出题，你怎么办？所以要上级领导部门对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我们怎么提高？我们的第二外语又该怎么学？我们英语专业起码还要一个外语吧，法语、日语或其它的语言，你都还要学吧？你还在搞普通英语，那么第二外语呢？学的深度不够。第二外语有时候就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普通英语与专业英语的关系问题。尤其对于我们外国语大学这样的学校来讲，老路子如果还走下去，我们的水平老是提不高。我们的学生，比如经贸系的学生，一毕业出去，你马上就能够参加一个外贸谈判；我们的法律系的同学，毕业出去要能够和外国人对簿公堂。不能够还要人家继续培训才能够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现在提国际化的创新型外语人才，你这个英语教的还是普通英语，这都是一句空话。你怎么达到？
采访人：您对我们青年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吗？
章振邦教授：我对我们现在的青年教师情况不大了解，据说流动性很大，哪里待遇好一点，就不一定在这里干。这样呢，我们就留不住人，我们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就不能得到稳步的提高。过去不大一样，你留在英语系教书，这一辈子就在英语系了。我要好好学习，我要站住讲台，把我的书教好。现在人的想法不一样了，毕业要想买房子，就拿这几个钱那怎么行啊？哪个地方待遇好，我就跳槽跳走了，所以师资队伍如果没有稳定性，队伍就培养不起来，过去我们一个教研室里，都是老中青一代带一代，这样呢，我们的教师队伍是整齐的，而且后继有人，老一代过去了，年青的一代上来了。包括像戴炜栋这些人都是从一年级教起的。我们培养人，哪个人学什么，科研搞什么，都是有一定的方向。比如我过去在英语系工作的时候，我就安排了侯维瑞教授，那个时候他也是我们一般的青年教师，我问：“你的兴趣在哪里？”他说：“我想搞文学研究。”他呢，就专门研究文学。结果他后来很有成绩。还有一个人，他是搞修辞的，我们科学研究专门有一个修辞小组，杨小石，他们几个都是修辞小组。结果这位教师，他是59届的，他在修辞方面出了好几本书，研究生、博士生导师，现在很有成绩的。叫什么名字？凡是教研室里，老中青队伍整齐的，而且教学和科研都是分配得比较具体的，都是落实到人的，都能够搞出来名堂，都出了很多书。相反地，如果一个教研室里，尽管每个人讲起来，水平都不错，但是没有形成一个队伍，谁也不听谁的，各人搞各人的，结果呢，在这个教研室里就搞不出名堂。像翻译教研室，我们英语系的翻译教研室水平很高的，好多人的翻译水平都是很高的。但是你不听我的，我不听你的，各搞各的，结果翻译组编不出来东西，连一本翻译教材都搞不出来。就是没有形成一个队伍。所以我认为现在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还是要老中青相结合，还是要教学任务、科研任务都要落实到人。还有的事讲了都很伤心的。我刚才讲的侯维瑞教授，他后来得了肝癌，我当时也生病，住在瑞金医院，他住在五楼，我住在六楼，我下去看他，他说，你当初安排的那个科研任务，我现在搞出来了，编了一部英国文学史，这个书始终没看到，他说“我完成了”。当时讲这个话都流泪。所以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一定要方向明确而且要持之一恒，使他很稳定，这样才能培养出来人。否则的话，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了。哦，胡曙中。当时杨小石带他，结果杨小石出国，在国外待了十年，什么也没编，结果胡曙中倒把修辞给编出来了。这个就是说青年教师要有一个方向。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教研室的组织有没有这样严密？如果不严密，人就像走马灯一样，今天调到这，明天调到那，他不稳定，他的学术上的发展就受到影响。过去上课，比如哪个教研室哪个新来的老师上课，我们都要去听课。听过之后，要和他讲，你今天哪里讲得好，哪里讲得不够。希望你以后再提高。这是帮他，使他教书一堂一堂课都能有所改进。现在你是你，我是我，大家各教各的。这样就不行了。所以要老中青结合。还有呢，现在从外面聘请老师，一年给他五十万，怎么样怎么样…我上回就和吴友富他们讲，其实啊，从国外聘请一些专家，充实师资队伍，这种做法是可以的。但是主要的还是靠我们现有的师资队伍，提高他们，培养他们。你不能把眼睛放在国外，那种人教书不一定教得好。这样一些人聘请来充实我们的队伍是必要的，但是主要的还是我们现有的师资队伍中，怎么样提高他们、稳住他们，使他们在教学中不断地成长。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好像，我在那篇文章中也讲过，好像说我们学校今后的办学方向是“科研教学型”，而北外呢，是“教学科研型”。我讲，科研教学型也好，教学科研型也好，你都要保证质量啊。你现在搞一些人，关着门在那里搞科研，这些人不关心教学，不上课，专门在那里搞科研，这种科研搞出来是脱离实际的。再说，我们学校如果搞科研教学型，那就是科研是第一位的，那我们的科研和中科院的科研有啥区别？我们是教学单位，首先应该以教学为主，科研要为教学服务啊。所以，这种提法都有问题。科研教学型也好，教学科研型也好，教学与科研不能分开，据说，现在就有一帮人，在那里头专门搞科研，脱离实际。科研一定要为教学服务，科研的成果一定要运用到教学当中去。这个教学是指本科生教学、研究生教学，一定要能提高，不然怎么提高质量啊？如果教学和科研把它对立起来，这个我觉得就有问题。一天，有人和我讲，人家是教学科研型，我们是科研教学型。我就讲，你不管是哪一个型，你要保证质量，保证你的教学质量，包括你的本科教学质量，研究生教学质量。你只有科研为教学服务，你才能把这个事情办好。这个里头是个问题啊。我觉得有许多问题啊，很值得注意。
采访人：谢谢您结合您的经历给我们谈了您的学习和教书育人，还有对上外英语学科的一些想法，非常感谢您。
采访人：葛忆翔
整理：葛忆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