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环球时报》2014年2月14日第13版（文化教育）刊载了我校党委书记姜锋的署名文章《近距离对话翻译界泰斗》，本网略作修改并转发，以飨读者。

1984年秋，我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教育部工作，年底进驻北大参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组，配合做外语文学科研规划工作，为此得以有机会拜访季羡林、冯至、朱光潜、罗大冈诸前辈，求询其对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应如何规划等意见，其间所闻，至今难忘。

访季羡林先生是在他北大的办公室。季先生身穿蓝色中山装，整齐地扣着领口，胸前可见一些饭渍余迹，坐在四周满柜图书的房间中央。谈到对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态度，老人说，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观点和结果，这样研究才能丰富活跃。他提到在全国人大的一次经历：当时人大刚装电子表决设备。一次表决时，显示器上显示有人按了反对票，他身边一位老大姐惊讶地说：表决器出问题了，怎么会有反对票？季老讲完这个经历沉默片刻，之后也没评说。但他的意思十分明了。

朱光潜老人当时走路已显困难，校园内偶遇，崇敬之至。他的《谈美书简》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上外德语系同学中几乎人手一册，启蒙着人们认识美学。老先生听说我是规划组的工作人员后，竟自我批评起来，说自己对马列研究还不够，尤其需要学好外语，以便全面领会马列原著真义。他提到《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认为“终结”的德文是Ausgang，是“出路”之意，译成“终结”是错的。先生的严谨让我十分感概。

拜访罗大冈正值他获法国巴黎大学荣誉博士不久，他的著作《论罗曼·罗兰》再版。这部著作首次出版于1979年，当时科研条件十分简陋，今非昔比。罗先生表示，书出后称赞和批评都有，甚至指责，但他不想急于反应。研究者关键是认真收集、整理材料，这是真功夫，不能马虎，至于结论则见仁见智。

拜访冯至先生是在他建国门外永安里家中，房间四周书架整齐地摆满书籍。冯先生当时已患眼疾，他在访谈的某一刻望向窗外，茫然深远的眼光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感叹：研究文学要关心科技发展，有人要用基因把动物转变成人，那以后该怎么定义“人”呢？！一位大文学家，深切地关心着科技变化，思考着其对人类的影响，这在当时超乎我的想象。

季先生的宽容，朱先生的执着，罗先生的坚守，冯先生的人文视野与关怀，感念与几位先辈一生仅有的一次相遇。此后再无相识的机会，但其精神却如镜在前，经年不忘。精神是点滴实践的沉淀和积累，不是呐喊和规划的成品。评说先辈精神时，我们已把自己放在旁观的位置上，但被旁观一定不是先辈所需要的。他们期待的是同路人。

（姜锋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