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教务处长们说上外的故事

 

卷首语：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外国语大学阔步迈向“转型期”——从教学改革前的单科性语言教学到多科性教学科研的飞跃。这其中,教务处是执行学校教学任务和一系列教学改革最基础的部门，它亲身经历自改革开放以来上外各项教学改革的点滴，下面请听四位现任和历任教务处长们所讲述的教务处和上外的故事。

 

王长荣（1984年任教务处副处长，1986年至1989年任处长）

王长荣教授任职时期的教务处可称得上是 “大教务处”,他回忆说，当时的教务处要管教学、招生、对外交流、成人教育等多项事务。

 

“与国际接轨”——第一个复合型专业的培养模式

1983年，我校第一个复合型专业国际新闻专业，在英语系的基础上创建，融合了英语和新闻两大学科的核心课程体系，旨在培养能够熟练运用外语进行采写报道的新型人才。专业开设之初，就曾派2个代表团分别走访美国、英国，实地考察西方国家新闻专业课程设置和学生的培养模式，极力使我校第一个复合型专业与国际接轨。教务处集合当时在我校任职的老报人，开启上外国际新闻教育的先河。

频繁的对外交流和“SISU”的由来

上外较早被称为上海外国语学院，与之相配的英语名称为“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SFLI)”。但随着我校和世界范围内高校日益频繁的交流和互访，原先的SFLI并没有合体地展现出当时上外作为中国少数重点外语类院校的身份。

王教授发现交流中对外表述上外的学校性质有些困难，他便动脑筋着手修改我校的英语名，着眼于我校将为国际交流输送大量人才，“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即“SISU”应运而生。更为巧合的是， 一次瑞典代表团来我校访问时表示“SISU”这个简称在北欧语言中有非常美好的寓意。

胡孟浩院长会见牛津大学校长

据一般惯例，牛津大学的校长的日程一般早在一年半前就已经确定，我校胡孟浩院长曾在1998年和牛津大学校长伯特里克•尼尔爵士预约会面20分钟，最后实际会面达40分钟，会议结束双方签一份交流协议，根据这份协议，牛津大学向我校捐赠图书价值一万英镑。这也是我校“牛津馆”的由来。

 

 

吕光旦（1991年初至1995年终任教务处长）

在上外教务处老处长吕光旦看来，他在职时期是上外大步前进的五年，是承上启下的五年，更是成就卓越的五年。

进入90年代，随着社会大环境的改变，全国高校学科改造的热潮来临，首当其冲的是收费招生制度的改革。在国家教委和上海市政府的号召和鼓励下，1993年上外成为了全国首家在全校实行收费入学的高校，同时，也是全国唯一一家在全校铺开与收费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的试点单位。

几十年来，全国高校招生时所施行的“两包”政策早已深入人心，却不再适合于市场经济体制，高等教育更是需要一些改变使它与义务教育明显区分，从而突出“高等”特色。吕光旦教授看来，改革势不可挡，传统的“包费”必须改变为“收费”，而“包分配”则必将被“自主择业，双向选择”的社会新模式所取代。秉承着这样的发展理念，吕光旦等一批老上外人得以坚定改革的信心。

当时的上外坐拥得天独厚的改革条件：学校学生规模不大但基础好、社会信誉高、毕业生社会反响好、就业率高。在同期的另外两所试点大学（清华大学和东南大学）都没有成功实施改革的情况下，上外便成为高校收费招生改革的领头羊，并为日后全国范围的大改革提供宝贵经验。

领头羊的工作自然不好做，改革遭遇的最大阻碍来源于社会上的不理解。作为当时全国唯一一所收费的大学，上外开始面临自身发展的最大挑战——生源。每年2400元的学费加上600元的杂费，虽然只相当于国家一年投入培养一名大学生所花费用的三分之一，但对于当时许多普通家庭来说，孩子每年3000元的学杂费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上外的生源在全市排名历来是第二、第三名，这个成绩能否保持？教务处的同仁们心里很清楚，“要保住生源，就要让家长和学生觉得，这钱花得值！”从此，一条新的理念出现了：上外要以收费招生改革为龙头，全面推进教学体制、管理体制的改革。

收费标准既定，要抓住学生和家长的心，就必须在其他方面做得更好、更吸引人。那年，与收费改革同时推出的，还有一整套的配套系统，用以保证生源的同时，也在学校外部和内部的双重环境下开始了大规模改革。这也是今天上外教学、管理体制的雏形。

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吕光旦等人选在了奖学金的设定上。为了吸引优秀生源，上外可谓砸下重金扩大奖励范围和金额。吕老处长列出了几个数字，“10%的学生有机会拿到全额奖学金，有2000元。另外分设四分之三、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奖学金不等，加起来每学期80%的学生都能拿到奖学金。实际上，学校收费的40%都通过奖学金反馈给了学生们。”除此之外，学校还专为家庭条件困难的同学提供贷学金，并给出了第一年免利息，之后少利息的优惠。这些都对当时生源的保持和引进产生了最直接、最快速的刺激作用，93年上外生源不但没有受影响，在学生总体素质上还略有提高。

收费招生改革一炮打响，让大家信心倍增，也为正处于由单科向多科转型的上外专业改造打了一剂强心针。吕光旦将转型期的进一步推广概括为四个方面，分别是：一、专业性，即新设立经贸、国际新闻、对外汉语、会计等综合性专业；二、方向性，主要在语言文学专业增加方向性，拓宽专业口径，扩大学生知识面；三、主辅修性，目的是拓宽学生就业渠道，当年对辅修学生的要求较高，主修专业成绩需要在75分以上，但辅修学费低；四、双语性，即针对少数语种的学生增开英语课。这样的专业改造，在当时国内外语院校中属于开先河之举，并不被看好。传统势力顽固不服，外地院校有心无力，上外却顶压力、冒风险，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向打造复合型、外向型、国际型人才战略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

在管理体制方面，吕光旦亲自设计并试行了学分制，试图打破4年制本科教育的模式，将其设计成4至6年，从而提高学习的弹性。但他自己坦言，这个尝试并不成功。“基于上外自身学生数量、外语的技能特点和社会的配套模式，真正的学分制始终难以完成，有太多的细节需要平衡，因此我们现在还是前两年以学年为主、后两年以选课为主的学年学分制。”吕光旦表示。

在这五年里，上外教务处获得过国家优秀教务处称号，参与过本科教学评估，开设过教材、课程基金，更有许许多多诸如学分制设计这样大大小小的事，或许并不是每一个努力都获得成功，也只有其中一小部分都被人们所关注，但他们的付出和用心却难以抹煞，这些为上外的进步呕心沥血的人们，他们的一个个不眠夜和深锁的愁眉，没有让我们看到，却足以令我们动容。

 

刁会耀教授（1992年至2005年任教务处处长）

 

刁会耀教授让记者更真实地体会到了教务处工作的不易。他平实的叙述方式就像他本人那样踏实而热情。从首先让我们三个一改采访前两位处长“围城”般的坐位阵型，到临走时和我们一一热情握手并留下联系方式，间或在采访过程中时不时迸出的标准英语，以及聆听我们这些记者“不够职业”的教学投诉，刁会耀教授展示了他平和“能侃”的能力。

采访一开始，刁教授便和一旁的李基安处长感叹起教务处工作的艰辛。“那么多年工作下来，我们这几位老处长个个都是‘三光’，头发掉光、业务忘光，还因为工作关系‘得罪’了不少人呢！”

何为“业务忘光”？两位处长坦言每到年末工作总结，常会觉得难有可写之处。按他们的话说便是“教务处工作无小事，但也无大事”，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处理的却都是一地鸡毛，到头来自己对于工作的记忆都模糊了。李处长举例道：“新学期开学，如果有两个不同班级进了同一个教室，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教学事故！”教务处的事小到安排好每个班级每一堂课的时间和教室，但对于整个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是不可或缺的。

在长达十几年教务处的工作中，刁会耀教授却只用“巩固”两字概括取得的成就。“到最后实在是做腻了，就退下来了，”他笑道。

上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决定开始向培养外语复合型人才转变，一批如国际新闻、国际金贸等复合专业开始出现，然而规模都尚小，有的还只是隶属于英语学院的一个系。正是在刁老师担任教务处处长的这十几年时间里，复合型专业逐渐发展成型，并成立了专门的学院，另外一些新的专业也应运而生。上外综合性文科大学的地位由此得到了巩固。

“这一时期教务处的主要工作不再是改革创新，而是上外开始实行的各项改革措施一步步落实。所以我一直秉着踏实的态度进行一切教务工作。”刁教授说道。

1999年当时还只有虹口校区的上外向附近的复旦、同济、财大等大学提出联合开展跨校辅修课程。刁老师介绍，这个过程从讨论到申请、审批，过程十分漫长。但各所大学都说决定推出自己最有优势、最精品、最实用的课程。为了以身作则，工作繁忙的刁教授甚至自己上阵教授英语写作课程。

刁教授说他每一次向教育部申报一个新的学校课程都是“一报一个准”。为了让学校的专业教育更贴近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标，刁老师说自己经常要动用起“煽情”的方法来鼓励教师增开新的课程：“一个新的课程开出来，老师很辛苦，可是得到的报酬很少。我要拿崇高的教育事业，学生的切身利益来做老师的思想工作，实在不容易啊！”

每门课开始都作为选修课，看同学们的反映和接受程度。只有在老师多次修改课程，不断改进课程计划之后，刁老师才会向教育部正式申报。“所以基本每次都能通过。我一直觉得这个过程急不得，一个三流的大学专业课程，有谁要来听呢？”

当2001年松江校区迎来第一届上外本科生时，上外教务处作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学校管理组织，首先全体搬到松江。上外教务处的老师义务充当起了保安和楼管的角色，每晚在大学城宿舍周边巡逻，并且还要照顾安抚同学们的情绪。

除了工作踏实之外，刁会耀教授工作中秉持的另一个观念便是“以学生利益为重”。他呼吁同学们在平时日常学习中，如对于学校工作的不满不要闷在心里或是私下抱怨，而是应该主动去找教务处反映情况。

“就直接找处长嘛，我们教务处的人对于学生的意见可是最在乎的了。不要都积到学期末教务处组织的学生座谈会，那时候70多个学生那么多意见扑面而来，我们也难以一下子处理。如果有的问题是刚开学时候发现的，那如果到期末再提出，岂不是自己的损失。”刁老师反复强调了学生与教务处之间沟通的重要性。

“When students are gone, a school is dead!”刁教授用一句英语阐明了学生就是学校的生命力。

他还对同学们表达意见的方式提出了建议：“同学们在抱怨的同时，不妨提出自己认为可行的建议。从学校角度出发的提议，肯定让有关人员容易接受，这样的投诉也就更有效果了，学校管理部门和同学之间最关键的还是要相互理解。”

采访最后，刁会耀教授介绍说自己退休后还在上外教英语写作课，他一学期让同学们完成八篇英语作文。这就意味着在同学们一边抱怨的同时，他需要花“Sleepless nights”来认真修改同学们的作业。

“我不缺钱，我这人都不知道去哪里花钱。教书，it only kills time”刁老师在我们的记录本上留下自己的电子邮箱地址，对我们笑说：“你们写的作文也可以发来，我帮你们改！”

 

李基安教授（自2005年起任教务处长）

李处长首先向记者简单介绍了上外教务处现行的基本组织结构情况。教务处现分为教学、教务、教材三个科室：教学科主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教务科则负责学生学籍管理以及大学四六级、专四专八考试等；教材科的主要任务是发放教学用书，有时还会帮同学印制一些油印教材。教务处总共有十三位老师，教学科负责老师四名，教务科四名，教材科两名，由一位处长和两位副处长领衔。

李基安教授谈起了教务处近几年正在做的改革大事：

一、发展通识教育（Gened：General Education）。通识教育最早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上外于三年前正式开展了发展通识教育的种种举措。李教授认为通识教育首先要回答的是大学教育要给学生什么？他的回答是培养人文精神，这也就是通识教育的目的。“每个学校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人文精神定位。但现在很多中国内地的大学都把技能训练放在很重要的地位，这其实应该只是大学教育很小的一部分。”

李基安教授对于台湾文藻外国语大学的校训“敬天爱人”印象深刻。他脑海中上外学生的人文精神应该包括如下四点：

1、上外的学生是一个中国的大学生，应对中国文化进行学习、传承和弘扬。

2、“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名字中又包括了“外国语”，这就意味着上外学生要背靠中国文化面对外来文化，始终在学习外国文化的前沿，并善于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批判。

3、大学生应该具备很强的研究能力，能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按照标准写成论文。在美国有两门课程是所有大学生的必学课程：英语写作（English writing）和统计学（Statistics），李处长认为这两门课程也应该在上外普及开来。

4、上外的学生还应该具备领导能力，懂得尊重他人，善于沟通和管理。“上外的学生进来时都是百里挑一的，出了校园也同样要在各个不同岗位上成为能领导别人的人才！当下社会中最重要的是学会怎样与人协作。”

上外目前的公选课正努力邀请一些复旦、交大的老师来上外教授关于世界文化、历史等的课程。“这些课程的目的是打开一扇窗，告诉同学们什么是可以进行深入学习的，并且某一个问题可以有不止一个角度来看。”李基安教授表示。

他同时也认为：同学们要培养自己的人文精神必须从阅读开始。“每天读个一百多页的书，时间长了外语水平自然就上去了，人文素养也得到了提高。”李处长希望同学们在平时要多阅读、多讨论、多写作。

二、进行学分制改造。教务处的最终目标是在上外实行全面学分制，把教学资源充分调动起来，打破班级、年级以及院系的界限。这项措施在两年前已经开始实施。

三、在上外范围内发展双学位课程设置。目前上外的学生主要通过跨校学习取得双学位，校内的双学位课程发展将首先在非语言学院开始，包括新传、法学、经贸、工商管理等学院。在不久的将来，力争实现60%到70%的上外学生能取得双学位，进一步提升自身竞争力。

李基安教授对上外的同学们提出了自己的期望：“很简单，就是好好读书，利用好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珍惜好这宝贵的四年大学时间，这将是你终生难忘的一段美好而又纯洁的时光；‘地利’就是充分感受上外校园里每一个学术气氛的分子，因为每一寸土地都留有前辈学者的足迹；‘人和’就是要广交朋友，珍惜大学建立起来的友情，这都将是你未来终生的良友和取之不尽的财富！”（新闻传播学院黄韵文、黄炎宁、赵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