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琐忆

吴乃敦

 

1951年，我考取复旦大学银行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转到上海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就读。一天，财经学院党委书记找我们谈话说：根据高教部文件精神，决定抽选四名团委委员提前毕业分配工作，二人去交大，我和李端分配到上海俄专（上外前身）。能提前分配工作很高兴，但我还只是一名大学二年级学生，分配到大学里去做什么工作呢？

 

1953年5月28日，我到上海俄专人事处报到，当即分配到政治辅导室做一名政治经济学助教。于是就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高校政治老师生涯。

 

1955年，苏联专家来到复旦大学帮助培养哲学专业研究生。高教部指定复旦大学哲学系带办哲学研究生班，学校推荐我去报考，考试合格录取，就读于复旦大学哲学研究生班。系统地学习三门政治课，读了一些马列主义原著，听专家讲演中外哲学史等。1957年7月毕业，回到上海外语学院专任哲学教师。但没想到，没过几年，我这个哲学教师居然走下讲坛，当起了学校的膳食科长。

 

记得那还是校党委书记陈准堤同志来校不久的1960年的某一天，陈书记找我到党委办公室谈话。他说：小吴，党委研究决定，调你到膳食科当科长。我当时一愣。陈书记说：吃饭是个大问题，派你去当膳食科长，这叫做“政治进食堂”。党委相信你一定能搞好这项工作。

 

那时，我还是一名刚入党不久的新党员。当然没二话，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但是我一个年轻的政治课助教，要负责起全校的食堂总管实在是难度不小，心理也是七上八下的。如今50岁以上的同志应该都还记得，那时可是三年困难时期啊！全国上下，几乎人人都要节衣缩食，共度难关。当时的物资匮缺之严峻，吃饭问题之棘手，岂是现在的“80后”、“90后”们能想象的。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导致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从粮食到副食品甚至连豆腐也要凭票供应。我深知，自己只能深入到膳食工作第一线，上靠党委领导，下靠全体膳食科员工。和大家一起，起五更睡半夜地干，才能办好食堂，解决全校的吃饭问题。

 

当时，校本部有教工食堂，学生食堂、回民食堂、面餐食堂，本部对面的分部食堂，供外贸系全体师生用膳。主要的问题是粮食问题。当时每人都是凭粮票定量供应，许多年轻学生都喊吃不饱。于是，炊事员们提出搞“两蒸饭”，即先把大米倒入锅内蒸熟，再把蒸熟的大米回锅，烧成饭来提高“出饭率”。那时，山芋也作为主食供应，老让师生吃“烘山芋”、“汤山芋”也不行。于是我们就把山芋用来做成馅，做成包子；还把做豆浆留下来的豆渣加些糖精片，做成了豆渣包子，吃起来倒也是“别有风味”。就这样，大家动足脑筋，想尽办法，既增加了食堂的主食品种，又解决了年轻学生“吃不饱”的问题。

 

还有一个难办的事是做菜。当时连萝卜叶子也当作蔬菜卖给食堂。我们把萝卜切块，拌上麦面粉“勾芡”，油炸成美味可口的面拖萝卜块。当时，我们的食堂师傅本领实在了得，硬是做到了粗菜细做，粗细搭配，花样翻新，每餐不同。师生们在上外食堂每日能吃上三餐。在校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全校师生的谅解和支持下，三年的困难时期终于度过了。

 

再次是学生饭菜量的掌握，也是比较难办的事。我记得，当时学生每吃一餐都要在饭卡上打上一记号。那时食堂供应白菜肉片、蕃茄炒蛋还是难得的，每人能有那么一勺，就很不错了。大多数同学都很自觉，但也有个别“贪吃”的学生用橡皮擦去草卡的记号痕迹，企图再“混上一勺”。但也无需大惊小怪，困难时期终会克服。“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自1963年开始，师生们就不再用饭卡打卡的办法来吃饭了。

 

就这样，在三年困难时期，我牢记党的教导，越是困难越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创造能力。总算完成了党委交给我的当好膳食科长这一任务。

 

事情已过去近50年了，但记忆犹新。至今，有的老教职工遇到我谈起往事时，还念念不忘三年困难时期的学校食堂伙食。认为我这个“秀才”，当起膳食科长也不含糊，当得还是蛮不错的，膳食科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我想，这决不是我一个人有什么高招，主要得归功于当时的膳食科全体员工为确保全校师生“吃饭”而付出的智慧、心血和辛劳，归功于全校师生顾大局识大体，共同克服国家和学校的难处。三年困难时期过去后，社会上的物质供应逐渐丰富起来，学校食堂的饭菜供应也日渐好转起来。我卸下了“膳食科长”一职，回归政治课教师的角色，继续给学生上起了哲学课。（作者系原校马列主义教研室副教授、原校工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