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的大部分已溃逃台湾。我听了老同学吴祥熊一句话：“解放后，人人可上大学”。多次放弃去台湾的机会。有一次，防空学校撤离大陆去台湾，黄埔十九期同学黄文范在南京下关车站已将我拖上火车，但最后我还是下车了。为的是准备等待解放，等待上大学。当时，我随中大几位同学一行带上年迈的祖父，从南京来到杭州。

　　王华杰同学家住杭州，他首先施我以援手。帮我借了一套空房，让我和祖父住下来。但没工作还是活不下去。有一天，我来到路边的篮球场观看一场球赛。担任裁判的恰巧是我认识的储裕生先生。我在恩施上中学时他任武汉日报采访科科长，曾组织我们演剧。待比赛结束后，我和几位同学就和他见面了。

　　寒暄之余，我向他提到有意找份工作，那时，储先生是上海申报驻杭办事处主任。见我要找工作，他随即打电话给《天行报》社找到华封社长。华社长约我第二天去社里面谈。第二天我到《天行报》社，见到社长和姓何的主编。他们问了问我个人一般情况，要我写篇文章试试。次日我送去一篇抒发当时思想感情的文章《春雨绵绵西子怨》。随后报社发表了这篇文章，并通知我领取记者证，正式参加采访工作。这是在1949年的2月，我的任务是采访社会新闻。

　　1949年5月3日，解放大军浩浩荡荡开进杭州。我先是在断桥一带迎候，随后跟着部队行进到城站。部队分散进入驻地。我匆匆回家写稿发稿。当天，杭州全城解放。我属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第一件事是按公告要求到公安部门登了记。然后继续在《天行报》从事采访工作。未久，《天行报》停办，经编辑方牧介绍，我来到《西湖晚报》工作。

　　在《西湖晚报》期间，我开始抓紧学习。每天的采访不再搞那些无聊的社会新闻。浙江省、杭州市党政机关、人大、政协等各种会议活动生气勃勃，接踵而来。我不仅积极参与各种会议和活动，还不时采访代表、委员和党政军干部。浙江省人大代表桑文澜当时办了个很好的幼儿园，我还为此发过特写。也写过一些特写，宣传杭州新气象。除工作外，我还到浙大学习俄语。当时生活很困难，我们祖孙2人仅靠微薄的稿费生活。为此，我努力争取进大学。

　　1949年12月的一天，报载华东革命大学俄文学校（上外前身）招生。我急不可待地报了名。随后在上海育才中学参加了入学考试。我直接用俄语参加这次考试。当时，张茜同志（陈毅同志夫人，时任华东革大俄文学校宣传科科长）问过一句话，“用俄语参加考试的人，如不能录取中级班，愿否读初级班？”我表示愿意，并在考卷上写上了自己的志愿。不多时候，报上发榜，我幸运地榜上有名。这对我说来自然是福音，让我喜出望外。当时的革大俄专，严格说来还算不上大学。但我已满心高兴地感到自己上大学了。随即我到上海报到入学，从此成为了“上外”的一员。

　　我终于实现了读大学的愿望。但这不是一般地上学读书。因为我考入这所学校，是将我的一切都交给学校了。我是“投身”我考上的这所学校的。光阴荏苒，从1949年到2009年，我在“上外”已经60年了。上外教育了我，锻炼和培养了我，让我从学生、助教、讲师、副研究员（后经校学术委员会通过为研究员，只因缺专著而未获教育部批准）一步步地学会工作，学会研究，学会教书育人。在此期间，我还成了家，可谓是人生“成家立业”都是在上外完成的，上外给了我太多太多。不是吗，在这60年里，我送走了我的祖父，结了婚，生育了子女；退休后还一直受到上外的关怀。在这60年里，上外发生了飞跃般的发展，从专科办成学院，再办成全国重点大学。

　　我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曾任国民党下级军官。但我个人经过思想改造，经过学习和工作锻炼，60年来，始终追随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前进，终于在1984年2月加入党组织，从此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9年春天发生的伟大转折，是我生命中的新起点。60年弹指一挥间，自愧没有什么建树，但也为上外的发展付出了40年辛劳。我今年已是86岁，仍每天孜孜不倦地学习，总感到过去浪费了太多时间，虽自知不可能再创什么奇迹，但只要一息尚存，还要尽可能多学些东西。

再过40年，就是母校的一百周年。那时，我们的祖国应已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了。母校与共和国同龄，可以预见共和国的一百周年与母校一百周年的辉煌。愿母校以惊人业绩与世界名校同步，为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朱纯。作者系我校退休干部、黄埔军校同学会上海分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