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3年在上海财经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分配来上外任教的，至1993年退休，退休后继续在校授课至2003年，整整半个世纪。因此，在上外我既经历了“文革”前30年的曲折发展过程，也经历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外高速发展阶段的前期工作。尤其是参加《上海外国语大学志》的审稿和“综合”部分的修改工作，对我校的发展过程印象更为深刻。下面就自己的亲身经历，从招生制度的变革看我校的发展谈一些体会。
高等学校是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要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除了学校有良好的软、硬件设施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之外，招收生源的质量是不可忽视的一面。但“文革”前的30年，招生制度的规定，对照顾外语专业特点是颇为不利的。
1949年11月初，在陈毅市长的倡议下，决定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第四部为基础创办上海俄文学校。当即在《解放日报》上刊登招生简章，12月中旬进行入学考试，录取学员的名单也在《解放日报》上公布。由于当时报考生源不多，强调同等学力者也可报考。因此在录取的新生中出现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年龄大小过于悬殊的现象。这种招生方式一直延续到1954年。1955年，我校参加上海市高校统一招生考试，这对我校录取新生质量有了一定的保证，改变了新生文化程度不齐和年龄大小悬殊的现象。但当时的招生制度规定按专业分类次序录取新生，即理、工、农、医属一、二类，我校属于三类（文科）。三类学校只能在一、二类学校录取后的生源中挑选。正是在这种规定下，1958年校领导派吴一心、曹萃亭、顾柏林、高发成和我等七人前往上海交通大学搞录取工作。在市高教局统一动员会后，一、二类高校开始看材料，忙得热火朝天，我们却空闲得无事可做。三天后，一、二类学校基本录取完毕，大量考生材料转入三类学校。为了能争取到质量较好的生源，我们只能24小时连续看考生材料，睏倦了就在课桌上打个盹。经两昼夜连续工作，基本完成录取任务。我们在看材料过程中，除关心文化考试成绩外，还较关注考生表上的相片。当时认为外语专业属涉外专业，学生长相应较端正。在看材料过程中，发现有一名男生的相片如小学生一般。大家也议论过是否录取，鉴于该生考试成绩尚可，同意将他录取在二年制俄语专修科。也有同志认为“该考生如此草率，拿小时候的相片来考大学，报到时一定要批评他”。到新生报到时才发现该男生身高仅1.3米左右，长的全是小孩脸，在校内引起不小的反响。后经校领导研究决定让他留校学习，毕业后分配至普陀区工作。造成这一失误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根据外语专业的特点增设外语口试，对考生的口齿、长相缺乏必要的了解。
这种招生制度的规定，即便在1956年我校由“上海俄专”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1963年国务院批准我校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直属教育部领导，决定由上海市招生改为面向全国招生，均未改变。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甚至取消了文化考试，招收工农兵学员。1973年，我正在安徽凤阳“五七”干校劳动，驻校工、军宣队将我们十余人临时调回上海。我被分配到“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协助工宣队师傅招生。这次招生既无文化考核，也无法与报考者见面，只看报考者的家庭出身、劳动表现基层评语和上级推荐来录取新生。必然出现新生中文化程度不一，是否适合学习外语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责任在于当时的极左路线，而不在广大报考者。因为，他们在这是非颠倒的年代同样是受害者。
粉碎“四人帮”后，教育部下达《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本科学历的学制恢复为四年。1978年夏，教育部决定恢复全国高校统一考试，并根据外语教学特点，规定报考外语专业的最大年龄和加试外语口试，规定全国重点学校列为第一批招生录取单位。这就彻底改变了在招生中我校作为三类学校、生原质量难以保证的现象。教育部对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体现；也反映了改革开放对高质量外语人才的需求。我认为招生制度的变革既满足了外语专业特性的要求，也是对我校长期来教学质量和学校发展的肯定。
我从23岁来校报到至今已将进入耄耋之年，上外是我唯一的工作单位，她从单一的俄语专业发展成为教育部直属，并与上海市共建，进入“211”工程的全国重点大学，致力于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多能力、国际化人才的多科性外国语大学。上外的每一步发展，都在我心中凝聚起对学校的爱。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学校有更大的发展和成就。（周国良。作者系上外党委宣传部原部长、原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